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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初次審議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此次刑法修正共涉及十二方面的內容，其中《草案》第7條將組織未成年人進行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等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行為納入了刑法規(guī)制的范疇。

此舉對于定向打擊幕后黑手，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對于《草案》第7條之規(guī)定，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研究：

組織一詞前是否應加上暴力、脅迫

我國刑法中的組織行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作為組織犯的組織行為，即在犯罪集團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行為。另一類是作為實行犯的組織行為，即在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行為。這類組織行為是由刑法分則加以規(guī)定的。對于組織犯中的組織行為，刑法沒有明文規(guī)定必須以暴力、脅迫為手段，而對于實行犯中的組織行為，刑法個別條文則明確要求必須以暴力、脅迫為手段。

《草案》第7條規(guī)定的是實行犯的組織行為，實踐中，此種組織行為中雖然常常伴以暴力、脅迫的方式，但如果把暴力、脅迫作為組織行為兩種僅有的表現(xiàn)形式，無疑會不當縮小組織行為的外延。因此，本罪不要求以暴力、脅迫為必備手段，《草案》第7條組織一詞前無須加暴力、脅迫限定語。

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范圍

《草案》第7條規(guī)定，組織者要對被組織者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四種侵財行為負刑事責任，但在這四種侵財行為之后又使用了內容不確定的詞語等。這勢必會引起理解上的分歧：此處的違反治安管理活動，是僅限于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四種侵財行為，還是可以包括哄搶、強拿硬要等其他侵財行為，甚至不限于侵財行為？

據統(tǒng)計，在刑法總計452條的條文中，使用等的地方有36處。刑法條文中的等一般用于同一性質的物或行為。但等的含義在解釋上有所差異，198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縮印本)第1883頁對等只有一種解釋表示同等物列舉未盡；1990年版的商務印刷館《新華字典》第87頁在對等作類、群解釋時，有兩種含義：一是列舉后煞尾；二是表示列舉未完。這種解釋上的分歧給司法實踐帶來難度。

刑法中等的使用雖然因其開放性而能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xiàn)實，但其固有的不確定性勢必降低刑法的安全價值，對罪刑法定原則構成威脅。就《草案》第7條而言，從立法意圖來看，立法者是基于一些不法份子組織未成年人從事扒竊、搶奪、詐騙、敲詐勒索活動的情況在一些地區(qū)比較突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損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現(xiàn)實，而在刑法中作出專門規(guī)定予以懲治。

因此，對此處的違反治安管理活動宜作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和立法意圖的限制性解釋，即將其限定為組織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四種突出的侵財行為，至于組織未成年人實施其他侵財行為或者其他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行為，可以通過刑法其他相關規(guī)定去調整，或者必要時通過立法解釋的方式將其納入該罪的調整范圍。

組織者是否必須明知被組織者是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

刑法第312條之所以要求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是因為實踐中行為人常?？赡懿幻髦?，所以提醒司法人注意，以免贓物犯罪范圍認定的擴大化。這種注意規(guī)定只是一種提示性規(guī)定，即在原本存在相關基本規(guī)定的情況下，提醒司法機關注意的規(guī)定，完全可以刪除，且刪除后也不會改變刑法分則的內容。

依據現(xiàn)行的犯罪構成理論，組織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作為有特定犯罪對象的故意犯罪，要求認識到客觀事實，行為本身也好，對象也好，都是必須認識到的內容，即在認識因素中必須包括明知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內容。如果行為人確實不能明知被組織的對象屬于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那就欠缺構成犯罪的主觀要件。所以，該條中沒有必要設置明知這一注意規(guī)定，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去加以解決。

是否應當規(guī)定組織者以牟利為目的

這是本罪在主觀方面需要明確的另一個問題。刑法上目的犯分兩種———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法定目的犯，是指在刑法分則中以法定的犯罪目的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如現(xiàn)行刑法第192條、第193條規(guī)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集資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第363條規(guī)定的以牟利為目的的制作、復制、出版、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等等；非法定目的犯，是指在刑法分則中雖然沒有規(guī)定構成該罪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的犯罪目的，但從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上看，則必須具有某種特定犯罪目的，才能構成該罪。如現(xiàn)行《刑法》第263條、第264條規(guī)定的搶劫罪和盜竊罪就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第170條偽造貨幣罪就必須以營利為目的。

對于本罪而言，組織者組織未成年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行為一般都是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的?？梢哉f，巨大的利益誘惑是不法份子實施組織行為的主要動因，純粹不是以牟利為目的的組織行為比較罕見。但本罪侵犯的客體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管理秩序，從立法上來講，不規(guī)定以牟利為目的的主觀要件，更便于界定本罪的構成，降低指控難度；相反，如果在主觀方面規(guī)定以牟利為目的作為限定性要件，則極有可能給認定組織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設置不必要的障礙。因為，從司法證明角度而言，行為人的主觀獲利目的往往是很難加以證明的，為了嚴密法網，切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良好的管理秩序，對本罪不作主觀獲利的限制性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本罪的設立，還應當考慮以下問題：即被組織者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行為是否包含犯罪行為、或者包含符合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在罪狀和法定型設置上，本罪與教唆犯罪、傳授犯罪方法罪、以及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罪的共犯或者間接實行犯如何界分；行為人基于組織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目的，其手段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拐騙兒童罪、虐待罪、教唆犯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其他犯罪的，是數(shù)罪并罰，還是從一重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