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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世界一些國家關于濫用職權罪的立法，均明確規(guī)定本罪的罪過形式為故意，如俄羅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蒙古等國。而我國刑法對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因此，學界在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認識上存在較大分歧，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本罪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第二種觀點主張，本罪的罪過形式只能是故意；第三種觀點主張，本罪的罪過形式包括間接故意和過失；第四種觀點主張，本罪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間接故意；第五種觀點主張，本罪的罪過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王作富教授贊同故意說的觀點。

王作富認為，主張濫用職權罪只能是過失或包含有過失觀點（以下簡稱“持過失說者”）以及只能是間接故意的觀點值得商榷：

第一，持過失說者提出，根據(jù)刑法的規(guī)定，犯罪的罪過形式?jīng)Q定于行為人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即不是決定于對行為的態(tài)度，而只能是決定于對結果的態(tài)度。因此，濫用職權者對其實施濫用職權行為的心理態(tài)度雖然是故意，但對“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的態(tài)度只能是過失。王作富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忽視行為人對行為的認識，單純地根據(jù)危害結果來確定主觀方面的表現(xiàn)形式，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學的。即在決定故意、過失之區(qū)分時，不可忽視行為人對行為主觀態(tài)度的不同。比如，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行為人對其肇事行為（違章）的態(tài)度可以是過失，也可以是故意的，但是，對于致人重傷死亡等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卻只能是過失態(tài)度，否則將構成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罪，而非交通肇事罪。而對于故意殺人罪來說，行為人對其造成他人死亡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是故意的，而且對其造成后果的行為也只能是故意的。濫用職權罪的行為即是如此，如果不知自己是在濫用職權，由此造成的嚴重后果，只能是玩忽職守罪，亦非濫用職權罪。

第二，持過失說者認為，由濫用職權罪的法定刑分析，其罪過形式也只能是過失。具體而言，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將濫用職權罪與通說認為是過失犯罪的玩忽職守罪規(guī)定在同一法條上，兩罪法定刑相同，即最高刑為十年有期徒刑，但故意犯罪不應處罰如此之輕，可見，濫用職權罪只能是過失犯罪。王作富認為，撇開立法技術不談，對在同一條文上規(guī)定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并有相同法定刑的并非只有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條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故意和過失泄露國家秘密亦是如此，法定刑相同不能成為證明罪過形式相同的根據(jù)。

也有人提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嚴重后果包括人的傷亡、財產(chǎn)損失等。如果本罪是故意犯罪，對結果也持故意態(tài)度，對造成死亡結果的按第三百九十七條定罪處罰（最高十年）豈不放縱罪犯重罪輕判？當然不會。從處罰上來講，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guī)定的濫用職權罪只是瀆職犯罪中濫用職權類型犯罪的普通法條，除此之外，尚有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四百條等特別法條規(guī)定的特殊形式的濫用職權犯罪，而這些特別法條規(guī)定的濫用職權犯罪的法定刑有的就高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根據(jù)特別法條優(yōu)于普通法條的法條競合處理原則，須按照特別法條處罰，不會重罪輕判。這也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同時規(guī)定“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的原因所在。至于濫用職權致人死亡的情況，實踐中不是不可能發(fā)生，但是如果行為人是故意致人死亡（希望或者放任）顯然已超出了單純?yōu)E用職權罪的范圍，而同時構成了故意殺人罪（殺人方法有特殊性），按照想象競合犯處罰原則，只能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再則，如果限定濫用職權罪為過失犯罪，當有的故意濫用職權放任造成重大損失時又不能構成其他犯罪時，形成法律真空，將無法治罪，不利于對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維護，極不合理。

第三，持過失說者認為，濫用職權罪以“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要件，無嚴重后果不構成該犯罪，故屬于結果犯，而刑法上的結果犯都是過失犯罪，因此，濫用職權罪也是過失犯罪。

何為結果犯？立法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學界亦無一致認識。日本《刑法學詞典》認為，結果犯與行為犯對應，是指在構成要件上，意味著除行為之外必須發(fā)生一定結果的犯罪，如殺人罪。而我國多數(shù)刑法學者將結果犯解釋為，行為人的行為必須發(fā)生構成要件規(guī)定的一定的危害結果才能構成犯罪既遂的犯罪，如殺人罪、盜竊罪等。持過失說者認為的結果犯，則是將濫用職權罪看成與交通肇事罪的結果一樣，沒有造成刑法規(guī)定的嚴重后果便不構成犯罪，因此，就認為濫用職權罪與交通肇事罪一樣，行為人對于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的心理態(tài)度也只能是過失的。這種對結果犯的理解顯然比較偏狹，不夠科學全面。

王作富認為，刑法上的危害結果有兩種含義：其一，以危害結果發(fā)生作為既遂的標準，即與行為犯對應的結果犯，雖然條文不一定寫明結果。其二，以造成相當程度危害結果作為區(qū)分罪與非罪標準。這種規(guī)定不僅僅是針對過失犯罪，例如過失重傷罪、失火罪、過失爆炸罪、交通肇事罪等，而且也有不少是針對故意犯罪而規(guī)定的，例如，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guī)定，走私普通貨物罪，以“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在五萬元以上”為定罪標準。顯然，這些犯罪的行為只能是故意，而對這些后果不可能是過失。刑法規(guī)定的相當嚴重的后果，只是為了控制對故意犯罪的打擊面。這就是說，因為第三百九十七條規(guī)定以“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區(qū)分罪與非罪的標準，就認為濫用職權罪和交通肇事罪一樣，行為人對此結果一定是過失態(tài)度，因而濫用職權罪必定是過失犯罪，這樣推論出來的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換言之，如果把刑法規(guī)定以一定危害結果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叫做結果犯，那就必須區(qū)分兩種結果犯，一種是作為既遂標準的結果犯，另一種是限制處罰范圍的結果犯，其中后者又分為兩種，一是區(qū)分故意犯罪與非罪的結果犯，二是區(qū)分過失罪與非罪的結果犯。作為區(qū)分故意犯罪既遂與未遂，以及區(qū)分故意犯罪與非罪的標準的結果犯，行為人對結果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過失。而作為區(qū)分過失犯罪與非罪界限標準的結果犯，行為人對結果只能是過失，不可能是故意的。

據(jù)此再來考察濫用職權罪，行為人對其濫用職權的行為是否只能是故意？回答是肯定的。這就是與過失犯罪的根本區(qū)別之一。再看其對危害結果是否只能是過失？回答是否定的。國家為什么要對其工作人員規(guī)定職權范圍？為什么要用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來約束其工作人員，不得濫用職權，顯然因為權力被濫用，必然會破壞正常的工作秩序，并且會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危害后果，甚至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行為人一般不可能是不知道的。例如，林管部門干部濫用職權，違反規(guī)定濫發(fā)采伐許可證，而不知會造成森林資源的破壞，是不可想象的，其他部門干部也一樣。當然，行為人對結果是希望或是放任，則應結合具體案例作具體分析。并且，這里還應強調(diào)指出要求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有認識，并非要求其對危害程度大小有認識。危害結果嚴重程度超出行為人預見之外，不等于行為人就是過失。

第四，濫用職權罪，是否包括直接故意犯罪，有的作了否定的回答。王作富認為，雖然多數(shù)情況可能表現(xiàn)為間接故意，但沒有根據(jù)和理由否定直接故意的存在可能性。在上述否定論者看來，如果是希望造成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就應按其他犯罪處理，不能定濫用職權罪，所以本罪只能是對犯罪后果持放任態(tài)度。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沒有根據(jù)的。因為事實上行為人追求某些危害結果，并非都可以構成其他故意罪。

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