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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40條的規(guī)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xiàn)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jù)，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本條為新增條款，因為“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xiàn)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三類證據(jù)是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的重要證據(jù)，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有利于使其盡快審查并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訴訟，避免國家司法資源的浪費。

辯護人應當履行告知義務而不告知的行為構成何罪

單文從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的視角對辯護人應當告知而不告知的義務責任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并對入罪標準和應承擔的刑事責任進行了剖析，單文特別指出辯護人不履行告知義務應當承擔非法拘禁罪或者侵占罪的刑事責任。對此，我們不敢茍同。我們贊成單文認為辯護人應該履行告知義務而不告知的構成不作為犯罪的觀點。但是通說認為，作為和不作為一樣，與危害結果之間都存在因果關系，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作為與不作為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潛伏性和隱蔽性，這是作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特點所不同的。故此，這也是我們在考察辯護人應當履行告知義務而不告知的行為定性上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所在。在考察辯護人應該履行告知義務而不告知的行為構成何罪之前，我們必須考察其犯罪故意。

要考察犯罪故意，我們還必須考察辯護人不履行告知義務所產(chǎn)生的危害后果。危害后果應該是兩個：一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非法”羈押甚至被錯誤判決而失去應該享有的人身自由;二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近親屬)交付給辯護人的訴訟代理費因辯護人的原因應當終止訴訟而不能終止遭受的財產(chǎn)損失(辯護人減少訴訟代理費或者不收取訴訟代理費);或者是上述兩個危害后果同時出現(xiàn)。如果辯護人僅僅是“為了讓犯罪嫌疑人繼續(xù)被羈押，故意隱瞞事實證據(jù)，使得犯罪嫌疑人被超期羈押”，在這種情況下存在兩種情形，一種是《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超期羈押”，在案件二審時得到糾正，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及時無罪釋放，此種情形下，基于辯護人的主觀故意，對其予以非法拘禁罪論處。第二種情形是，由于辯護人對證據(jù)的持有而不履行告知義務導致案件被錯誤判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處以“有期徒刑以上”處罰，遭到長期的有罪羈押，此種情況下，辯護人雖然在主觀上沒有“陷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故意，但是在客觀上卻造成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有罪羈押”的判決，此種情況，應該對辯護人以誣告陷害罪論處。理由是：由于辯護人應該明確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自己所掌握的證據(jù)，其故意不告知，導致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遭受錯誤判決被羈押。其罪狀與誣告陷害罪的罪狀是一致的。我國《刑法》第243條規(guī)定，“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jié)嚴重的”，這里“捏造事實”——辯護人沒有在主觀上捏造，但其掌握的“獨占性”證據(jù)足以推翻司法機關掌握的“事實”從而避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由于其應該履行其法定告知義務而不告知，其不作為——法定的義務——完全等同于捏造事實——犯罪主體的身份以及作案時間對于認定犯罪事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辯護人不履行告知義務就是“捏造”，這里的“捏造”與普通公民的“捏造”在作為上是不一致，也是前文所說的“隱蔽性”“潛伏性”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