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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是勞動關系當事人雙方為確立勞動關系與具體分工配置而制定的協議，體現了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具有法律約束力。

勞動合同的基本內容包括：勞動合同有效期限和勞動者試用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勞動具體報酬結構以及保險購買、福利待遇支付；生產條件或工作條件；勞動紀律和政治待遇；勞動合同的變更和解除；違約責任；當事人約定的其他事項；其他必須具備的條款與規(guī)定。勞動合同按照有效起止期限一般可分為固定期限型、無固定期限型以及單類項目型。其中，單類項目型勞動合同類似于無固定期限型勞動合同，是指勞動關系當事人雙方僅在某個勞動工程項目上為完成該項目生產任務而制定的相關協議。

試論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下）

這種理論混亂并不是僅僅存在于勞動法學的研究中。有的學者認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行為在許多情況下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有的學者否認行為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權利客體）。照此理解，勞務合同中雇主的權利，在家庭關系中子女得到撫養(yǎng)教育的權利、父母得到贍養(yǎng)扶助的權利，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互不受虐待或歧視的權利等等權利所指向的對象，就無法解釋。這類權利所指的對象正是對方的行為。（注：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這種論證恰恰說明只要從法律關系必須存在三要素這一前提出發(fā)，為了給每個法律關系都找到客體，就只能容忍將同一行為既稱作法律關系的內容，又稱作法律關系的客體這樣的混亂。否則，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權利所指向的對象，就無法解釋。但問題在于為什么一定要承認法律關系必須存在三要素這一前提？筆者認為，這一前提本身是一種虛構，也沒有必要容忍由這一前提必然帶來的理論混亂。

當我們要消除這種理論混亂時，就可以發(fā)現以上多樣說、單一說、主從說均不能成立。對以上各種觀點更深一步的研究，還可以發(fā)現，目前我國關于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認識，除了滿足三要素理論的范疇體系的自身需要外，并無多少實際意義。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敘述都只局限于總論部分，而一旦進入具體制度的介紹，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基本上不再提及。這還是一種比較表面的認識。為了推動勞動法學的深化，就有必要進一步創(chuàng)新。

三

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權利和勞動義務指向的對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勞動力市場的發(fā)展，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對象是勞動力。馬克思說：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頁。）勞動法律關系是因勞動者有償讓渡勞動力使用權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權者有償向用人單位提供勞動力，用人單位則通過支配、使用勞動力來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雙方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就是那種蘊含在勞動者體內，只有在勞動過程中才會發(fā)揮出作用的勞動力。

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勞動力具有如下特征：

（1）勞動力存在的人身性。勞動力存在于勞動者身體內，勞動力的消耗過程亦即勞動者生命的實現過程。這使勞動法律關系成為一種人身關系。

（2）勞動力形成的長期性。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周期比較長，一般至少需要16年，有些能力的形成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形成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能力需要大量的投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部分投資主要是勞動者個人負擔的。

（3）勞動力存續(xù)的時間性。勞動能力一旦形成是無法儲存的，而過了一定時間又會自然喪失。

（4）勞動力使用的條件性。勞動力僅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只有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發(fā)揮作用。勞動力的這些特征要求國家對勞動力的使用采取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既能使勞動能力得以發(fā)揮，又能使勞動者不受傷害。

明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將對勞動法學體系的建立產生積極的影響。勞動者是主體，而勞動力是客體，正是勞動力與其所有人在經濟意義上分離決定了勞動法律關系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契約關系；而勞動力與其物質載體－勞動者在自然狀態(tài)上的不可分，即勞動力的人身性，又決定了勞動法律關系在運行過程中須以國家干預為特征，具有公法因素。

明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通過恰當的分類，有利于勞動法的制度建設。勞動法律關系的各項權利義務都是緊緊圍繞著勞動力展開的，大體可分為勞動力的讓渡、勞動力的作用、勞動力的保護，這些關系在客體上有區(qū)別。

勞動力的讓渡關系。在勞動者擇業(yè)和用人單位招工的關系中，勞動者和勞動力使用者旨在建立勞動力讓渡關系，隨著勞動合同的普遍推行，勞動力的讓渡條件和形式將由合同約定。作為客體的勞動力是一種潛在的形態(tài)的勞動力，亦即勞動能力，招工的程序實際上是考察這種潛在勞動力的程序。以潛在的勞動力為依據，還可將勞動力進一步分類。從體力方面常分為有勞動能力、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和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從智力方面往往根據教育程度、任職資格等進行分類。

勞動力的使用關系。在勞動報酬權和企業(yè)用人權的關系中，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是使用中的勞動力。潛在的勞動能力是一種非對象化的東西，無法精確計量，難以直接成為勞動報酬權的客體。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集體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個人的行為往往是溶合于整體勞動中，通過執(zhí)行勞動紀律使勞動者的行為符合企業(yè)的整體要求。勞動者有償地讓渡勞動力的使用權，具體化為勞動者按用人單位的要求進行勞動，用人單位按勞動量進行分配這樣一種勞動力的使用關系，以運動形式的勞動力為客體。以使用的勞動力為依據，也可將勞動分為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本職勞動、兼職勞動等等。

勞動力的保護關系。勞動力與它的物質載體－勞動者的身體密不可分。在休息權和勞動安全衛(wèi)生權關系中，是以勞動力的物質載體為保護對象的。我國的工時制度、休假制度、勞動安全衛(wèi)生制度是為保障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得到安全和健康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使勞動者的人身受到保護，從而保護勞動力。以勞動力的物質載體為依據，常以男、女、老、中、青、成年、未成年來分類。

四

筆者在1994年出版的幾部教材中將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概括為勞動力，（注：參見董保華主編：《勞動法教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0頁；董保華主編：《勞動法與勞動爭議實用手冊》，中國檢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頁。）近年來在其他學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也看到了一些比較接近的提法。（注：參見許建宇：《勞動法新論》，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頁。）但是，均未充分展開論證。要確立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的觀點，還須對有關的批評作回答。在我國曾作過較為系統批評的當推史探徑同志。

他認為，勞動力在法律關系中的地位是有一個發(fā)展過程的。在奴隸社會，奴隸不能充當權利主體，只能充當權利客體，他是奴隸主所有的財產，當然談不上他的勞動力另外有什么性質。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先是承襲羅馬法的舊觀念。在1804年公布的《法國民法典把雇傭勞動力當作租賃關系，直到1900年《德國民法典》才專門規(guī)定了雇傭一節(jié)。不論《法國民法典》，還是《德國民法典》，雖把勞動者當作主體，卻把勞動力當作權利客體，勞動力與其持有人分開。20世紀以來，勞動法成為獨立的部門法以后，情況才根本改變。勞動法要促進勞動人格的實現，使勞動力完全人格化，勞動力與持有者合一，由客體轉為主體，其目的是促使對勞動者的完全保護。勞動契約中規(guī)定，雇主并非單純地有償接受受雇人的勞動行為，而且要對受雇人在勞動中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險、福利等全面負起責任。（注：參見史探徑：《勞動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8～80頁。）筆者對這一結論不敢茍同。

奴隸社會存在人身所有關系，不僅生產資料成為私有物，勞動力也被視為私有物。人也可以成為商品，如果把人變?yōu)榕`，人力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頁。）勞動者成為侵略戰(zhàn)爭的掠奪對象，成為債務的抵押品，成為商品的一個品種。奴隸主占有了奴隸的人身，也就占有了其藏于軀體內的勞動力。這時成為奴隸主財產權客體的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者。封建社會存在人身依附關系。中世紀在權利問題上采用了一種簡單的思維方式，它把個人及其權利都歸結為身份，身份關系決定一切，從而使權利成為極少數封建主的權利，權利是作為一種特權而存在，這時勞動者只是作為一種義務主體而存在?？梢?，在自然經濟狀態(tài)下，勞動力的所有與勞動力的使用完全統一，并不存在兩者的分離。

資本主義社會既不存在奴隸社會那種人身所有關系，也沒有封建社會那種人身依附關系。資本主義制度給人類歷史帶來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勞動者（工人）完全失去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卻也使勞動者在法律上獲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勞動力的所有與使用必然在經濟意義上分離。這種分離是作為一種歷史的進步而出現的。我國的經濟曾向自然經濟的方向演變，這正是回避勞動力有償轉讓這一事實的客觀基礎。實際上，當勞動力完全由勞動者自行支配時，就不存在現代意義上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分別為當事人的勞動關系，也不存在調整這種勞動關系的勞動法。

勞動關系不僅是一種財產關系，而且是一種特殊的財產關系。勞動力與勞動者雖在經濟上有一定程度的分離，但在自然狀態(tài)上是統一的、不可分離的。勞動法的產生是要解決商品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那種勞動者與勞動力、主體與客體在經濟上分離（形成財產關系），而在自然狀態(tài)上勞動者是勞動力的物質載體，主體與客體又是統一的（形成人身關系）矛盾。解決的方式并不是只承認人身性質而否定其財產性，因為這樣就會回到自然經濟狀態(tài)。解決的方式是將保護勞動者作為一種社會權利加以規(guī)定，并形成傾斜立法體例，國家通過對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勞動安全衛(wèi)生的標準等基準立法，以法定內容對勞動力關系當事人的約定內容進行限定。如果不將勞動力作為客體來認識，恐怕很難正視勞動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呈現出來的特點。

史探徑同志還認為，明確勞動力是客體，不利于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其實，承認了勞動力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固然明確了用人單位有勞動力的使用權，有利于加強勞動紀律，但同時也明確了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者的地位，在以下幾方面都更加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權益：（1）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者，有權選擇適合自身勞動力特點的用人單位。長期以來我國一些職工的擇業(yè)權被限制，甚至被剝奪，正是由于忽視了勞動者是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2）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者本身就有權要求將勞動力的使用限制在不損害其物質載體的范圍內。（3）承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圍繞著勞動力而展開的勞動力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就使雙方能夠通過勞動合同與集體合同來約定勞動力保護、使用上的權利義務。（4）承認勞動力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具有內在不平衡性，就要求國家制定以傾斜立法為特征的勞動標準法。這四方面涉及的問題，正是當前勞動立法的理論研究和實際部門著力探索的課題。

董保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十條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